王姓家训家风家规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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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祖训

明明我祖,汉史流芳,训子及孙,

悉本义芳,仰绎斯旨,更加推详,

曰诸裔孙,听我训章,读书为重,

次即农桑,取之有道,工贾何妨,

克勤克俭,毋怠毋荒,孝友睦姻,

六行皆臧,礼义廉耻,四维毕张,

处于家也,可表可坊,仕于朝也,

为忠为良,神则佑汝,汝福绵长,

倘背祖训,暴弃疏狂,轻违礼法,

乖舛伦常,贻羞宗祖,得罪彼苍,

神则殃汝,汝必不昌,最可憎者,

分类相戕,不念同忾,偏伦异乡,

手足干戈,我民忧伤,愿我族姓,

怡怡雁行,通以血脉,泯厥界疆,

汝归和睦,神亦安康,引而亲之,

岁岁登堂,同底于善,勉哉勿忘。

三槐王氏家训

三槐世第,及至于今,英才辈出,

卓尔不群。孝悌为先,忠信为本,

惟耕惟读,恩泽子孙。不奢不侈,

颗粒成廪,婚丧从俭,持家以勤。

嫁女择媳,勿尚重聘,积德行善,

不惟俗伦。自强自立,处事以忍,

广结贤良,不谋非分。当差有事,

尊上宽仁,努力进取,友朋谨慎。

勿以诱善,祸及自身,勿以亲恶,

招惹公忿。酗酒无度,伤其身心,

聚众赌博,财帛散尽。贪婪飘荡,

荒废青春,胡作非为,辱没先人。

恋衙投宦,必爱人民,忌才害贤,

毒族害群。耸人告讼,不如兽禽,

利令智乱,灾难必临。祖灵在天,

察尔甚真,阴诛阳谴,追究必深。

祖灵阴佑,和顺永存,后裔繁昌,

福寿盈门。一荣一辱,天地一新,

世德世业,纠察昭昏。一谦受益,

一满招损,神灵有鉴,莫辱斯文。

阴受其殃,阳恶是因,安贫乐道,

其心也欣。焚毁朝夕,何堪明晨,

纨绔堕落,愧对乡邻。不孝为贤,

浪子如金,振兴美族,直上青云。

秉公惩戒,繁荣后昆,恭愿后裔,

永传家珍。百世不竭,积厚且纯,

张德扬惠,守规遵训。

开封三槐王氏清风誉满天下

三槐王氏是王氏族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派,它的命名是因为其始祖王祜手植三槐于庭,建立三槐堂而得名。中国姓氏的发展演变,与每个姓氏在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有很大关系,在这些名人身上大都强烈地表现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种种美德,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研究姓氏文化,决不是因袭古代的谱牒之学,而是与如何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当然,姓氏本身的许多历史问题,也要实事求是的加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本文正是依据以上

宗旨,草而成篇,不妥之处,望能得到指正。

王祜“著籍”开封

王祜,在不少史籍中又作王祐,原籍大名莘县人(大名今属河北,莘县今属山东),官僚家庭出身。其祖名言,官滑州黎阳令;父名彻,官左拾遗。祜以文学见长,初仕于后晋,历汉、周,北宋建立,拜监察御史,后不断升迁,为知制诰,成为宋太祖的重要谋臣之一。

关于王祜在开封的安家落籍一事,宋人苏舜钦写的《王公(雍)墓表》称:“公

讳雍,字子肃,世为魏人。自烈祖祜历职中禁,如有第京师。”苏氏撰写的《王公(质)行状》迹云:“公讳质,字子野,其先占籍大名,由公(祐)贵,始居京师。”以上所引资料,都说明王祜在京师开封安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再具体一点说,究竟始于何年?据宋人张方平的《懿敏王公神道碑》记载:王素“祖祜,国初以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始家京下,著籍开封。”《宋史·王祐传》云,祐于乾德三年(965)为知制诰,开宝二年(969)以知制诰出任大名府,这中间就是王祜在开封安家的时间。

这次安家,张方平称之为“著籍开封”,表明他在开封有了籍贯,也就是在开封落户了。追溯这支王氏的历史“其先太原人”,到王言、王彻时,“占籍大名”(5),而王祜又“著籍开封”,其迁移之迹甚明。

三槐堂的由来及其背后的历史秘闻

王祜的府第为什么称为三槐堂?古代的正史及王氏族人所写的有关记载,或过于简略,或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都没有道出其中的奥秘,而只是粗粗叙述王祜手植三槐的过程,其中丰富的历史内涵就被掩盖过去了。如王祜的孙子王素在《王文正公遗事》一书里说:“先晋公(指王祜)知远大,尝语人曰,此儿(指其子王旦,即王素之父)异日至公辅,因手植三槐于庭以为识,其槐今老,荫茂可爱。”《宋史·王佑传》亦谓:“佑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这样,仅仅说明王祜对其子王旦官运的预测,其积极意义也就无可言语了。其实,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由于某种政治原因而被掩盖着,三槐堂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应王素之邀,写了一篇《三槐堂铭并叙》,曾这样说:

“故兵部侍郎晋国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其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相真宗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这里,苏轼把王祜“以直道不容于时”与手植三槐联系起来,是隐约的想说出一段历史秘闻。看来,他还是没有那种勇气直说罢了,倒是宋人的某些笔记记述,比正史更有价值。邵伯温曾云:“王晋公祜,事太祖为知制诰。

太祖遣使魏州(即大名),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妇翁、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祜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祜径趋出。祜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

及还朝,太祖问曰:‘汝能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祜曰:臣与符彦卿家各有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曰:‘王祜文章之外,别有清节,联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祜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祜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

祜素知其必贵,手植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谓之三槐王氏。”邵伯温的这段记载,除以王溥官职一事相许有误外,其整个事情的叙说是详细的,因果关系也是相当明白的,不过,有些事实仍需要做进一步补充。

关于王祜到魏州代符彦卿事一事,时间是在开宝二年(969)八月。符彦卿原为后周重臣名将,任天雄军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坐镇一方。入宋后,官加太师。他出身于将家,“通略有谋,善用兵。”二女,一为周世宗皇后,一为宋太祖弟赵光义之妻,在宋初中央集权活动,及赵匡胤兄弟矛盾中,他成为一个猜忌对象,那是毫不足怪的。

乾德元年(963)六月时,宋廷即以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特选强干者往莅。“当时曾以大理卿奚屿到大名府属县馆陶任职,对符彦卿有一定的牵制和威慑作用。事实证明,符彦卿是个长于军事而疏于政事的官僚,他将政事委于牙校刘思遇,而刘则“怙势敛财货,公府之利,多人其家,彦卿不之觉。”在那个时代,藩镇“率遣亲吏受民租,概量增溢,公取其羡余,而魏郡尤甚。”宋太祖曾派参常官到那里收民租,“由是概量始平”。

朝廷下诏,以当地多取之羡余粟“赐彦卿,以愧其心。”由此可知,宋太祖对符彦卿早有不满,当属事实。开宝二年,有关符彦卿的“飞语”传到了宋廷,太祖决定对他采取非常行动,派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祜权知太名府。王祜临行时,太祖曾说:“大名,卿之故乡。古人所谓昼锦者也。”并且许他以“便宜”行事之权,又许他事后以宰相之位。宋太祖要王祜衣锦还乡,给予重权,许以相位,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除掉符彦卿这个心腹之患。

不过,当时王溥早不在相位,任宰相的是赵普,因此,宋人叶梦得的有关记载,可校邵氏之失,并可寂其缺。叶氏云:“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凤翔,而以王晋公祜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曰: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径使上道。祜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

又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祜知襄州,彦卿竟亦无他。祜后创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余尝亲见

其家子弟言之。”

显然,叶氏是根据三槐子孙的传言而载,而这些传言在《文正公遗事》中却被略去了许多重要内容,究其原因,应是为宋太祖猜忌大臣,对王祜食言有所避讳,不敢直书罢了。综合以上记载,关于王祜手植三槐一事,可以明确几点:第一,符彦卿镇大名,早已引起宋太祖的猜忌和不满,所谓有“飞语”上闻,并非一般问题,而是有人告其“谋叛”,罪莫大焉,必以重处而后快。这是事情的起因。

第二,宋太祖为解决符彦卿的问题,不惜一切,许王祜以“便宜”行事之权,并以赵普之相位许诺,意在使王祜找到一个理由,去掉自己的隐患。在当时处置节度使个问题,如果行事者得此“优厚”条件,找一个借口是不会困难的,宋太祖明白此点,也想利用此点,这个意向是明白无误的。

第三,王祜到任后,不是依据“飞语”找证据,按旨意行事,而是搞了调查研究,“察知其妄”,所以当宋太祖驿召面问时,敢以直言相告,以自己家百口作保障,说明符彦卿无“谋叛”之罪,做到了一个正直官僚应做的事。

第四,王祜除了证明符彦卿无罪之外,更向宋太祖当面直言,要其吸取五代暴君因猜忌而滥杀无辜的教训,这需要有极大勇气,不仅不怕皇帝许官一事而食言,而且还有丢官的危险。但王祜为的是国家长久安宁才这样做的,对皇帝食言坦然而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政治家风度。

第五,由于王祜没有按宋太祖旨意办事,当然也没有获得相位,但他认为自己做得正确,又感到儿子的才华,所以才手植三槐于庭,“此其所以志也”。历史的事实证明,其子王旦果在真宗时做了宰相,天禧初,进位太保,后又加太尉兼侍中,死后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实现了王祜的宿愿。由于王祜的预言及这个历史的巧合,再加上他的其他德政,欧阳修摘其要者总结为三条:“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某,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故世称王氏有阴德。”

王十朋家训二则

王十朋的孝敬奉先

王十朋在“家政集,本祖篇”中引“左传”曰:“离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他在“尊祖篇”中提到“尊祖祭祀”;“继志篇”中把父子关系阐述为“继志”是对父亲最大的“孝”;

在“奉母篇”中认为“事亲之道,以养为先,养亲之首,以敬为主”事父以敬,事母以爱;“夫妇篇”中“夫妇欲其相穆”;“兄弟篇”中指出“为兄之道主乎爱,为弟之道主乎顺,兄爱弟顺,家道方和,兄弟不和,人伦之丑”;“为兄者当知所以教,为弟者当知所以率其教”。

他把“人祖、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理关系成之为“治家之法,示意后世裔孙谨记遵守。

王十朋家族的诚信立世

王十朋在未入仕之前,他继承了先人的以孝敬为先,以谨厚持身,以勤俭兴家,以读书教子,以稙善积德的遗训;在他29岁和37岁时,分别参加绍兴十年(1141),绍兴十八年(1149)两次考试科场考太学均于落弟,但他并没有放弃科举求仕之路:为了实现其父生前嘱言:“十朋修身谨行,以尊先人之教,学忠与孝,以显先人之名,不可使人言王氏有不肖之子,而使先人会愤于九泉之下也!”在31岁经历家居20多间住房及财产被方腊起义烧毁、抢光、父亲一气病亡之下,此时王十朋肩负全家度日如年的生活情况下谨记父嘱,仍坚持晴耕雨读,昼夜不息地刻苦攻读,经他诚信努力,终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46岁时取得廷试“状元”。不仅是政变自己人生命远,关键是他实现了其父遗言:“以显先人之名”光宗耀祖之心愿。

王十朋入仕后,他开始实施“移孝为忠”“忠君爱国”的家训。“家政集口自序”中开明宗义提出:“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公家之政是私家之政的外延,士君子达而见用,有爵位于朝,外则行公家之政,以泽民生,内则修私之政以化子孙。”且又牢记父亲:“以之为人臣,则孝者必忠,不孝者必不忠”之训导;他以刚正磊落,改言极谏,不避权贵开始弹劾当朝宰相史浩、史正志、林安宅、龙大渊、杨存中等奸党;主张抗金,反对议和、为岳正名、荐用良将,恢复失土,平反冤,积极为恢复强国富民建言献策,以实现科举考文“试策”之抱负。

由于王十朋在朝已看到“小朝廷”思想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上疏要辞去朝官,到地方任职,高宗也看到十朋忠君爱国、勤政清廉、敢作敢为的品德,但又觉得十朋坚持抗金主战、反对议和、收复失土、迎回二帝对他不利,即命他知饶州。王十朋产

王祥家训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

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

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

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这五条被列为王氏家训,成为王氏家风的指导。

(晋·王祥)

王僧虔家训(诫子书)

僧虔尝有书诫子云:“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③超越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犹龙凤,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谓?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

[译文]

王僧虔曾经有信告诫儿子说:“官舍里也有年少就负有美好声誉,不到20岁就超越清贵官级的人。目前(我们)王家门中,优秀的弟子犹如龙凤,低劣的弟子犹如虎豹。(可是)失去祖先的荫庇之后,哪里(有)龙虎的称谓呢?何况我不能成为你的荫庇,正应该各人自己努力啊。

王文正公(旦)遗训

编者按:文正公即北宋著名宰相王旦,三槐王氏开基祖王祜的次子。

据《宋元学案补遗》卷三《文正遗训》:

谨家谱,为孝之大。谱图祖父子孙相传世系、行名、字号或绝继、迁徙,俱要开载明白。朝命名文如诰、敕、碑、记、诗歌之类,俱当考录传后。

坟墓、松楸、祭田、产业,一一考录存下。祠堂、祭器,须随时随置,不许相互推委。凡借人私用者,是袭渎祖宗也,以不孝论。

子孙出入必告祠堂,朔望必须约齐拜谒,四时有祭,忌辰有奠,此大事,不可怠忘取责。祖宗遗像衣冠书箱器用,皆神灵手泽之所存,务要珍藏得好,方为至孝。春秋祭扫,须有力者轮流主之,若无力,止清明一祭可也。

子孙无后者,当于行次该继者继之,不可以孙为子。以弟为兄,有乖名分。若异姓义男,紊乱宗族。此必妇人之见,合族攻之,至戒至戒。人家要子孙为宗祀之重也,如妻不生子,当为置妾、置婢,再若不生,须以亲房侄继,挨次行之,方无争讼。

子孙不守士、农、工、商,而感于僧道及下流无耻,为人奴隶,犯奸作盗,致干有司杖徒以上,即削去其名,不许登谱,亦不许与祭宴之列。子孙婚丧嫁娶,贫乏不能自举者,有力子孙当曲周之。若有被冤等事,力不能申理,代为申理,即祖宗在天,亦当鉴照。冬至一节,宗长领子孙男女,齐到祠堂,击鼓三声,参拜四礼,供献酌馔。礼毕,宗长坐于堂东,主妇坐于堂西,子孙男女分立左右,命子弟一人诵家训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为兄必爱,为弟必敬,为妻必顺,毋徇私以伤和气,毋囚私故以绝恩义,毋惹闲非,以扰门庭。毋耽曲蘖,以乱德性,有一于此,是悖祖宗教训,族共责之。”众一揖而退,饮酒分福,咸礼而散。

冠礼古人所重,须择吉请老成人祝之、教之。女子之笄亦然。男婚女嫁,自有常札,与其择富,不如求贤。吾家宛邱旧邻胡氏巨富,许嫁女钱某,后因钱贫悔之,经讼不休,官府劝谕钱某别娶。后钱为江淮转运使,胡女顿贫,一夕恚怨而毙,此可为鉴戒也。娶妇亦然,贫家更知俭苦,子孙且记予言。父母之丧,子孙只以哀痛为主,随力敛葬。如贫穷不任,族申有力者,共乐助之速。决不可久停在家。近日饮酒作乐,异端惑世,皆当痛戒。祭礼在《记》中最为详确,只是子孙要至诚,荩诚则孝,孝则感通神明可来,况祖宗一气乎?先贤有穆如恫如之说,极为可味。又曰:三牲九俎,不如蔬食菜羹,诚与不诚之故也。

宗祠须洁扫锁闭,要静安为上。宗人穷而无依者,酌与衣食。在近祠处居之,令其看守。年幼子孙饮酒面赤者,不可令其入祠堂,恐开喧嚷不敬之渐。子孙建神佛之宇,不若修其祖庙,余力及桥梁道路可也。子孙有读书守分者,胙肉多分与之。宗长处分子孙之事,只要均平,便无别说。《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极是处置得法。

子孙入仕须廉平、忠孝。若以理去官,归来祭享,祖宗食之。即不入仕而能耕种生理,心力所至者,祖宗亦必食之。若系磋来,祖宗不食之。叔伯尊长,当以教养子孙为务,若子孙不遵教训,强暴梗戾,轻則缚送祠堂笞责,重则鸣之于官,不可姑息涵容以致稔恶贻累。子孙时运蹇薄,理当赒助。若跑马斗鸡,踢球淫赌,歌唱唬喇等事,此皆狂浪作孽,不知稼穑辛苦,生理艰难,不必资之,以长其奸。

子孙之妇入门,第一要安详恭敬,恪守妇道,孝亲敬夫,以礼待娣姒,以勤治家,以恩抚卑幼,无故不许出门,夜行必先以烛,如有邪盗凶妒,且送还其父母,令其改省。如有不悛,黜之可也。

诸女未行,当教谕其孝敬等事,若即嫁,不可常接归家,致渠好闲有倚,便生慝心,妨人家业。子孙家政,断不可与妇人商量,妇人决不许其得与外事,此老夫灌灌之言,尔等记之。(王听兰提供)

福建乐清的王氏家训

王十朋在“家政集自序”(1032页)中写:

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爱,夫妻欲其相穆,帷簿欲其洁修,

门阊欲其清白,男子欲其知书,女子欲其习业,亲戚欲其往来,

宾朋欲其交接,祭祀欲其精丰,用度欲其节俭,财富欲其无私,

出纳欲其明白,奴婢欲其整肃,农桑欲其知务,官租欲其早输,

私债欲其不负,府库欲其充实,米盐欲其检察,有无欲其相通,

凶荒欲其相济,交易欲其廉平,施予欲其均一,忧乐欲其知时,

吉凶欲其知变,忿怒欲其含忍,过恶欲其隐讳,戏玩欲其有节,

饮酒欲其不乱,衣服欲其无侈,器皿欲其无奢,簿书欲其谨严,

庭宇欲其修治,文籍欲其无毁,门壁欲其无污,秽恶欲其不谈,

嫌疑欲其知避,事上欲其无谄,待下欲其无傲,责罚欲其有理,

鞭笞欲其不苛,疾病欲其相扶,患难欲其相恤,喜庆欲其相贺,

死亡欲其相哀

他又引古人言曰:“一年之计莫若植谷,十年之计莫若植木,百年之计莫若植德。”又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未尝若贫之乐,富而好礼者也。”“士君子欲修一家之政者,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尔,植善而已尔!”

由此可见,十朋治家遗训教育后人目的不是为了“求富益”,而是要求建立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规范的家庭成员之间和社会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

江苏太仓王时敏《家训》王时敏后裔王宝仁在为王时敏家训作跋时评价:“(家训)一时之语,可以守之百世;一家之语,可以共之天下”。家训如下:

孝友敦睦家之兴替,在礼义,不在富贵。所谓礼义者,其类多端,而孝友敦睦为首务。循行之,则虽贫贱为兴;反是,则虽荣盛为替。

[译文]

一个家族的兴衰,主要在于重视和践行礼仪,而不在于富裕和高贵。所谓礼义,涉及到很多方面,但是孝顺亲友、和睦乡邻是第一位的。只要遵照践行,即使一时贫贱,也终将兴盛;反之,即使一时荣盛,也终将衰败。省察功过每日惟以善、恶两端,事事检点,刻刻循省。自然邪念少,而正念多。

[译文]

每天都要从善、恶两个方面,来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进行自我反思、审查。时间长了,习惯就成了自然,头脑中的邪恶念头就会越来越少,正直善良的念头就会增多。和睦乡闾,凡生同土壤,周旋累世者,非系戚党,即属交游。或其子孙衰替,久断往还,或市井谋生,衣冠路隔,而其始未尝不情联故旧,谊洽比邻。

[译文]

凡是与我们共同出生在这一块土地,且世代交往的人,不是亲友就是同乡。可能他们的后代有的事业衰败,有的与我们中断往来,有的在街市谋生,有的不再读书仕宦。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当初的情谊,像老朋友、好邻居一样来对待他们。克己退让吾家素守先世家法,严戢僮奴,凡家人与外人争殴者,但有只字相闻,不问曲直,立行笞责,故人知戒惧,生事者少。此行之数十年如一日,里中所共悉也。(清·王时敏)

[译文]

我家一向遵守先代家法,严格约束家人和僮仆,只要是家人与外人之间产生争吵斗殴的,一律不问是非对错,先行训斥家人,因此家人知道戒惧,很少在外面惹是生非。这一规矩实行了几十年,始终如一,不曾改变,乡人也都知道。

衡阳渔溪王氏家训

1、凡为人子必孝其父母,为人妻必敬重其夫,为人兄姐必友爱其弟妹,为人弟妹必恭事其兄姐.再遵训:不要有私藏以伤了大义,不要学懒惰以消了家业,不要习奢华以招取天刑,不要听妇人言以间了和气,不要为非礼以横扰家门,不要好饮酒以乱了情性.凡此六者若有一件,必坏了汝身家,折了汝阴骘.此前人有家者之良规,予今直录以训汝等,若肯依着行家道必兴,子孙必昌;若不肯依着行家道必消,子孙不昌.聆兹训辞,其应如响言之痛心,各宜深警。

2、凡人家之兴与不兴,在乎人之积善与不积善而已.如何谓之积善,内则孝父母敬兄长,外则和亲族睦邻里,凡利济人物之类皆是也.如何谓之不积善,恃己之强欺人,骗人之财以肥己,骄矜放肆,欺心瞒人,利己害物之类皆是也.书去惟上帝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郑氏云:能爱子孙者,遗之以善,不爱子孙者,遗之以恶.斯言至切,各宜服膺。

3、女训:云大凡和睦和人家,皆由内有贤妇人所助;忤逆的人家,亦皆由内有不贤的妇人所扰.何谓贤:事舅姑奉祭蔫敬夫子,睦姻戚,无故不出门庭,不妄笑语,如此之类皆是也;如何谓之不善,多言无耻,邪僻妒嫉,恃强凌弱,扰是非,饮酒乱性,徇私蔽公,如此之类是也.郑氏曰:天道甚近,福善祸淫,为妇人者不可不畏。

4、吾族自始祖万庄府君以来,宗枝繁盛,子孙众多,虽有远近亲疏,实同一气,如水之千流万派而同一源,如木之千枝万叶,而同一本,其间不能无贫富贵贱,居富贵者,安可视宗族如路人,见贫贱而不恤哉。范文正公曰:于吾固有亲疏,于吾祖宗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郑氏云:彼病则吾病,彼辱则吾辱.凡吾子孙有富贵者,不可不恤宗族,宗族中有孤穷者,当随力周济,勿使失所,不可恃势相凌,而为一义有失木本水源之礼也,若有违之,天实鉴之。

5、崇本堂之设肇自我先人也,自元季兵燹之后,子孙散处不能复合,先人乃率宗人创屋一所,于其上题曰崇本堂,以奉祖宗祭祀,且一宗族使之知其所自.以渔溪祖业大塘为祭塘,岁久废坠吾等复其地而重新之,刊族谱以明昭穆之次,修家训以遗子孙.则无非所以继先人之志也,为子孙者当谨遵教戒,继继承承无替引之,庶可以无忝先人之意也。

6、吾族子孙颇多,须择年高行尊有德者一人为族长.为族长者,当致公无私,谨守礼法,以驭宗亲.不可循私,苟合取事乖方,郑氏云: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也,又须有容人之量,临事时勿察察而明,勿汶汶而暗,常视宗族如一家,忻戚如一人,斯能任其责矣.若其有失,家佐当明陈其事,以谏之,谏若不听,则会众以谏之,务尽爱敬勿失和气,若其果不能任事,则以次族长佐之。

7、设家佐二人以助族长行事,不拘年之少长,择言而有信行而有恒,可为众人之仪表者为之。凡一族大小之事无不与焉,若有大故然后别择以代之。

8、族长当正已,率下务存公道,不可少有偏私,有财物必聚为一处,明立文簿,命廉谨子弟掌之.凡有吉卤费用日用衣食等项,必量入为出,适可而止,勿得习尚奢华,自速贫贱,尤宜竭力教养子孙,使之读经史,学仁义崇礼让,士农工商各量其材而受之,如此则家道自昌。无忝于先世矣。

9、族有大宗小宗,宗子之责最重,上奉祖考下一宗族。为族长家长者,当竭力教养,多读经史,通晓礼义,使子弟有所矜式而后可也。郑氏曰:如其不肖当遵横渠张子之说,择次贤者立之。

10、择读书子弟通晓礼义七八人,专习冠婚丧祭之仪。凡有事焉,预先禀于家长,宗子卜日行事,11、族长宗子每岁仲春仲冬择日率子孙斋沐洒室堂涤器具馔,至日清晨奉祖先神主于崇本堂,致祭其诚并遵文公先生家礼祝文。

12、凡为吾子孙者,当竭力以事父母,孜孜焉如日不足。孟子曰:事亲若曾子可也。夫曾子之孝,后世莫能加焉,而犹言可者,盖以孝者子职之所当为也。岂以曾子之孝为有余哉。礼云: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亦然而况于人乎。然孝岂独怡颜奉养而已哉,必如舜使瞽叟底豫闵损使继母慈爱而后始可谓之孝也。先儒曰:无不是底父母斯言至切尔,其身体力行以追先哲。

13、凡为吾子孙者当谨守礼法,居乡曲当要谦卑退逊不可傲骄曲礼。曰:年长一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又曰: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任轻则并之,任重则分之。古之人居乡曲如是,所以邻里和睦礼义兴仁而成至治尔,等其尚体之。

14、凡为吾子孙不论富贵贫贱皆当竭力教养子孙,使之识道礼,顾廉耻,择交游,毋为非礼,勿犯国法。居则为良民,出则为良臣,而后可也。若孤寒不能教者,族长于崇本堂延师以教之,毋使陷于轻薄下流,以忝祖宗之德。

15、子孙当以懒惰为戒,以勤俭为本,二者势必并行。尚勤俭则家必富,身必荣;习懒惰,则家必倾,身必辱。此必然之理也。列女传曰:不可忘者,勤俭。不可恃者,懒惰。勤俭之习一移祸福之应向至女戒尚如此,男子其可不知所务乎。

16、子孙凡与祭行礼之时,务在严恭寅畏,盛衣冠,谨言语,常如祖考在上,毋得色笑浪语,破衣欠伸,若有失仪,家长责之。

17、卑幼凡事必禀于家长,允则行否则止。毋得恣意专行,平居不得抵触尊长,其出言不逊有乖于礼者,姑诲之,不悔者会众于家长前决之,若屡恶不悔者,黜之于谱上削去其名。子侄年未六十,不可与伯叔连坐,违者家长责之,私膳不拘。

18、子孙当竭力以奉尊长,为尊长者不可挟此以自尊,扬掌苗袂使人无容身之地,甚非教养之道。若其有过,当反复谕之,必不得已,会从以挞之使之羞耻。

19、子孙于尊长务守名分,不许假名易字。郑氏云:兄弟相称,各以字冠于兄弟之上,伯叔之命侄亦然。侄称伯叔,则以行称继之以父,夫妇则当以行字相称,如此尊卑不率礼乐自生。

20、子孙有居官者,随其职分大小,务要各尽乃职,以忠君报国,为心不许尸位素餮,欺公坏法,若剥民膏以肥己,惰己之职业以负君命,致有断罪除名贻辱祖宗者,族长会众数其过恶,于谱上削去其名。

21、子孙有居官守者返于家必须谦逊,见族长当执子弟礼,不可以富贵加于父兄宗族,若自高大矜己傲物者,族长会族人深罪切责之。

22、凡吾子孙者本分差役,闻命即赴,夏秋税粮依期送纳,不得推诿避违,自取耻辱。

23、子孙有家富身荣者,必须爱敬宗族,周济孤贫,不能嫁娶者,为嫁娶之,不能埋葬者,埋葬之,不能教养者,教养之,勿事沽名勿希报答斯为善行矣。此吾祖宗平昔所为,尔当服膺以继其志。

24、凡为吾族子孙者,当以忿怒至争为戒。怒忿至争,其初甚微,其祸甚大。语曰:一朝之忿忘其岙以及其亲此之谓也。

25、凡为吾子孙,若与有小忿,不得念其旧恶.但以直报怨,则仇忿可改.若公报私仇,亦非君子之道。黄石公云: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归宜深志之。

26、丧礼近时多有流于异端惑于妖妄,子孙当一切禁绝之,毋得混于流俗,其衣衾棺椁衰麻哭踊葬斋贡礼,依周文公家礼。

27、各小宗每岁别行春秋二祭,其仪并遵文公先生家礼.家长宗子至期率众斋沐,为执事倡才力克足者,自当入仪,贫乏不能者,亦称家之有无,但不可废弛.不行以物言之.豺獭兽也犹知报本,而于人乎,况于人子孙乎。

28、祖宗坟墓子孙依时拜扫,每岁岁节,及寒食七月十五,十月朔日,子孙须亲展省.近茔竹木不可剪伐,至于作茔制度,宜依文公先生家礼,不必奢华,年久更立石碑,深刊名氏,毋使湮没难考,其有平塌浅露者以土益之。

29、凡吾子孙当深念祖宗创立之艰难,保守之不易,兢兢业业,如执圭奉皿洞洞属属如临深履薄,为子孙则事父母以孝,为父母则待子孙以慈爱,待乡曲则睦和,交朋友以信义,奉祭祀则虔诚,待宾客则逊让,凡日用之事务,循规矩不溺流俗。果如此庶几不坠先业矣。

30、子孙若有违犯教令被黜者,谱上削去其名。不许再以名分相称,凡遇会之时,不得行拜跪礼,违者家长责之。若有犯轻三年能改过自新者,复之,不念其旧。

31、治家之法,门户垣墙务加严固,男女贵贱当分内外,家长主妇时常捡点,不得昵于私爱及堕于防闲,以致男女混杂,遗笑于人,以忝吾祖宗。

32、昔先人常定议以渔溪祖业大塘为祭塘,除本塘每岁夏秋税粮出于其中,其余所得钞物专充崇本堂祭祀之用,若有余利当买祭田,广积谷粟,遇饥荒则以济闾里之饥馑。平居设义学以教宗族之孤穷,仍命廉谨子弟收掌,族长置关防文簿给与书识出入之数,岁终以凭稽考。

33、凡为吾子孙,士农工商各事其事,不得惑于僧道巫妖妄邪术,及与众迎神赛会,亵渎神祗。违者家长责之,不悔者会众以挞之,不尔则国法有在。

34、遇疾病灾厄当求医服药竭力调治,不得妄请师巫假降邪神。违者家长责之。

35、崇本堂内外屋宇墙垣,族长家佐常加捡视,遇有经理重修随即率众用式,毋使损坏,以堕先业。

36、傭仆当谨内外,男不得入内室,女不得出外户,主母主父时常关防,恐有意之外事。尤当均其衣食使不至于饥寒,其中有可用者,男为之婚,女为之嫁,其不可者逐之。略谈琅琊王氏家风门风在东晋南朝的贵族制社会,由于琅琊王氏拥有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加上世系悠久,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门风、家风和族风。独具特色的琅琊王氏家族的风貌,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因为它既具有当时世族所共有的各种特点,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如在西汉时,王吉因担任“王国吏”而险些被牵连至死,便把“诫子孙勿为王国吏”当作一条家法,可以说是琅琊王家族最早的清规戒律。至西晋,王祥以德、孝、悌、信、让五条家法训诫子孙,认为“此五者,立身之本”。南朝初年,王弘、王县首、王华等人贵盖当时,王微却劝戒家人以保家为重,不要过于盛满,以免遭忌。这些都说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琅琊王氏的家风门风也在发展变化。

东晋以后,琅琊王氏门户已成,其家族成员不愁没有官做,只是担心门高遭忌,因此把抑损保家当作主要信条。族中的有识之士,忘不了东晋初年因为家族过于盛满而险遭灭门之灾的教训。故从此以后,常在家族势力过盛时自动损抑。如宋文帝时,王弘、王县首,王华都是帮助文帝入京继位的人,文帝称帝后同为宰相,并执朝政大权,引起诸王及其他世族不满,文帝也有所戒惕。

不久,“本有退志”的王弘接受别人建议,请求文帝让彭城王义康接替自己,主动让出宰相权力;其后又听从王昙首的话,把卫土分出一半给义康,结果“义康乃悦”,各界的风言风语也得以平息。文帝末,昙首子僧绰被委以重任,“朝政小大,都能参与”。僧绰从兄微即劝他抑损避祸,僧绰于是求任广州刺史,离开是非之地。齐初,王俭既任宰相,朝廷又以其叔僧虔为三公,僧虔固辞不就。明帝时,王晏居相位,朝廷以其从弟思远参掌选举,思远上表推让。等等,都是受王氏这种家风门风的影响。这样的自我保护,实际是以不争为争,使自己的家族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家祸发生。皇帝以下的各权贵,也“颇以此容之”。

琅琊王氏的家风,还有一点就是清俭持家,非己之财,虽赐不取。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王吉祖孙三代名臣,两至三公,但“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在家里,也是布衣蔬食”。这样的持家习惯,一直被继承。西晋王祥高洁清素,“家无宅宇”;王戎、王衍各有增益家财数百万的机会,但毫不动心,任凭别人将钱物白白拿去。其后的王导、王弘、王俭等人,都简洁朴素,家无余财。更有甚者,王秀之出任较为富裕的晋平郡太守,在郡一年,即上疏请还,说这儿太富了,不可久留。由于琅琊王氏有这样的家风门风,他们当朝理政,也都像

治家一样清廉持法,遂把这一家风推广于天下,使之成为东晋南朝的立国方针。故在刘宋时,王镇之因在官清廉自守,武帝特授以广州刺史之职,令其矫改历来广州刺史多贪污不法的弊俗,这也正是利用了王氏的祖传家风。

当然,作为累世官宦的贵族,琅琊王氏还有另外一些相沿成习的家门规则,如等级森严、父子有别、崇尚整洁、不妄交游等等。王敬弘性严整,一年中与子孙相见,不过一两次,见面之前且先约定时间。其子恢之在外当官,专门告假回家省亲,敬弘到日子才相见,到时又因他事耽搁。恢之假日将尽,求父辞行,敬弘又因约定时间仓促而不见他,恢之只好垂泪而去。又如王思远立身简洁,凡遇客人前来拜见,必以衣服干净与否确定礼节,对衣服干净者,可以促膝对榻谈论;而衣服垢秽者,只能远远地坐着说话。琅琊王氏因为族大家大,家族中实际由于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分作许多不同的

房支。在家风门风上,各房支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如在建康城中,琅琊王氏有马粪王、乌衣王之分,就是因血缘关系不同和居住地点的不同而加以区别的(马粪、乌衣是建康城中的两条街巷名)。马粪王氏自齐司空王僧虔起,门风宽恕,至其子王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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