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派须生成绝响宗匠身后显哀荣——名伶余叔岩厝安法源寺始末（上）
名伶余叔岩早年身患膀胱瘤症。民国26年(1937年)4月，经友人介绍，曾入德国医院治疗，由名医司蒂芬给他做了切除手术，约半年后出院。因割治不甚彻底，三年后旧病复发，又住进协和医院，经谢大夫诊断后，再次实行割瘤手术，但由于瘤症过剧，仍未根除，不得已，从是年起即用输尿器(皮管)插入膀胱，进行导尿。
幸其平日善于珍摄，体质基础尚好，且由其至亲刘植源大夫父子二人，每日给其注射葡萄糖。二、三年来已无痛苦。讵料民国32年(1943年)春季以来，病情突然转重，据医生诊断，认为膀胱内，已被毒瘤充满，且瘤内病菌侵入血液，因此,全身发生败毒症，以致心脏极度衰弱,面部溃烂。
因患病数年，身体过弱，已不能再行割治，中西医均已回生无术。延至5月18日上午11点，余氏感觉气力微弱已极。家人急忙将张庆松、刘植源二位大夫请来，进行抢救，当即注射强心剂一针，但仅勉强维持生命半日，下午6时，气脉更加微弱，余氏自知命危已在旦夕，要求再注射强心剂一针，但终于无法挽救，延至19日晚10时30分，溘然长逝。终年54岁。
余叔岩，名第祺，祖籍湖北罗田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北京。著名演员余三胜之孙，余子云之子。自幼倾慕谭鑫培，并从姚增禄学唱京剧老生。初以“小小余三胜”艺名在天津演唱，后改余叔岩。倒嗓后回北京休养，向前辈钱金福、王长林、陈彦衡等请教，拜谭鑫培为师，并加入春阳友会票房，潜心研究，技艺大进。
民国4年(1915年)重新登台，演出《打棍出箱》而名重一时。民国5年(1916年)谭鑫培去世后，他成为“谭派”主要传人。继承了唱作并重、文武兼长的艺术特点，并形成自己新的艺术风格，善于以唱腔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世称“余派”，被誉之为“须生之宗匠”。
余氏生前多才多艺，对生活充满情趣，善书法，善文玩，尤其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对于龙泉寺孤儿院大力赞助，一朝逝世，闻者无不惋惜其艺，更挽其德。
余氏后事，在其生前即有充分准备，寿衣衾物已于民国31年(1942年)6月间做成。棺木是余氏前妻陈氏死时在宣武门外大街荣盛桅厂所购。当时，买了两付上好楠木的材板，称之为“阴阳材”。“阴材”制成后，即用以殓其妻。“阳材”材板则暂存于龙泉寺西殿后庑。
民国31年，余氏一度病剧，家人乃将此板取出，交荣盛桅厂代攒成材，数日而成。为了坚固持久，后来又让同顺材厂给灌了松香里子。其材极为珍贵，按当年市价值万元以上，且不易买到。后余氏病势好转，所以又存于龙泉寺庙里。
5月20日下午6时大殓。按余氏生前遗嘱，寿衣用蓝长袍、上罩青马褂、小帽。接受杨小楼棺墓被盗的经验，棺内不放贵重殉葬物。入殓时，余氏继配夫人，二位女公子，以及爱徒孟小冬等均亲视在侧，由长女给余氏五官用棉球蘸凉水“开光”之后，哀声大作，其中孟小冬哭之最哀。
根据余氏家族意见，原本拟定在家停灵受吊“三七”21天。后因考虑正值端午节，家中停尸恐招邪祟，故改为在家停灵半个月。丧礼环节虽然紧凑，但隆重程度并不稍减。
5月21日，为余宅迎三送路之辰，门前扎起了素彩牌楼，并设大鼓锣架，为迎宾传报之用。灵前有堂祭清一班，为来宾上祭行礼时奏乐。在延寿寺街衡记冥衣铺糊的接三全活:挂豆青里子的“落地拉”蓝蓬大轿车一辆，车厢三面纱窗，三面支起凉蓬，非常讲究。另有顶马、辕马、跟马三匹，墩箱四只。棚内灵堂的月台两侧还摆着四季花盆、尺头桌子。
是日，程砚秋、孟小冬等，均以“弟子”身份，穿了重孝。余氏生前友好张璧、李雅斋、桂月汀、刘植源等，以及梨园界数十人来吊。
晚7时送三，凡来吊者各举官吊香一股，当做火把。由官鼓大乐、清音班等民乐前引，给余氏扎糊的转轮骄车由二人牵引，车前有从冥衣铺赁来的两对大白气死风灯；两对六角形的手罩子为之照明。
其后便是华北音乐队24名，以洋号铜鼓吹奏哀乐。法源寺高僧13人，以铛、铪、鼓“素打七星”(法器的板点)。由余氏女公子打着挑钱纸；其他孝属依次捧着呈给西方三圣的度亡文疏。龙泉寺高僧13人殿后。送至虎坊桥焚化车马。晚间，由法源寺、龙泉寺两庙僧众放了对台的瑜伽焰口施食。
首七之日，吊客盈门。上海黄金大戏院主人黄金荣等特地赶来上祭。前教育部部长景太昭亦前来致祭，并送了一幅挽联。联曰：
“应碎伯牙琴，乱世正诗宁有寄；遂绝广陵散，伶官压传更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