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的国泰徐治彪：不抱团、长期业绩好，我就是这种基金经理（1）】
（做长期简单而正确的事！）
怎样做投资收益最大？答案其实很简单——逆人性的投资。
市场好大家很容易去赚到钱，但是守不住，高位的回撤杀得最狠，所以容易出现盈亏同源。
股神巴菲特
曾经说过：“在市场中，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道理不难理解，行情高涨的时候往往代表着风险的集聚，而市场恐慌时的错杀恰好是买入的时机。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表示，一季度伯克希尔共买入519亿美元股票，同时卖出了103亿美元，其中2月21日至3月15日期间大举买入了410亿美元股票。对应到国内市场，今年一二季度，在A股市场
被愁云笼罩时，敢于亮出鲜明积极观点的基金经理并不多，国泰基金徐治彪是其中之一。➱（一）徐治彪：市场失去理性的时候，我极度乐观
“我4月份其实跌得也很多，跌了20几个点，我觉得我在职业生涯都没这么跌过，业绩预告很好股价反而是跌的”，徐治彪直言，“给人的感受是市场已经失去理性了，但是我特别乐观。”
2022年4月26日，上证指数
下探到2886点，徐治彪提笔写下《至暗时刻，一名成长股的基金经理有话想说》。信中，他深刻反思：“回到四月初，我们能不能规避这样的成长股暴跌？答案是不能。我们所选公司均是细分赛道的绝对龙头，业绩足够好，在3-5年的周期赚取1倍以上的收益是比较确定的，估值在调整之前也已经很低了。”
徐治彪认为，如果买错了我们会果断调整，但如果盲目因为市场短期风格而调整，对持有人而言也是不负责任的。
他的乐观并非空穴来风。从数据的角度出发，中证500
和中证1000的估值仅15.6倍和24倍，中证500指数已经到达2010年以来最低的位置，中证1000指数也已经处于2010年以来6%的估值分位——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当前成长风格是显著低估的。在信的结尾，徐治彪引用了彼得林奇
的价值金句：“股市大跌其实是好事，让我们又有一次好的机会，以很低的价格买入那些很优秀的公司。”果然，4月27日起，市场一路反弹修复，成长风格成为资金流入的主要赛道，新能源、光伏再次占领市场主线，而徐治彪的基金也大幅反弹，净值几乎回升至年初调整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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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徐治彪第一次逆势发声。他的鲜明特点就是喜欢与持有人沟通，在市场暗淡时，他能坚持自己的判断，在市场狂热时，也敢于去提示风险。
比如，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全市场都悲观时，徐治彪表示“股债比处于历史极值区域，坚定看好A股市场”，随后4/5/6月市场几乎进入“捡钱行情”，彼时发行的国泰研究精选后来也成为徐治彪的代表作之一；
而2021年初，抱团股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徐治彪大年初六的直播中提示“最迟可能在一季报附近，很多公司的业绩会被证伪
，无法消化估值增长。相较核心资产，更看好中盘成长。”节后，抱团股被杀估值，以白酒为代表的核心资产首当其冲。桥水基金
的创始人达里奥曾说，“投资者犯的最大错误，是认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持续下去。”这种难能可贵且知行合一的逆向思维与徐治彪的“熊市出身”密不可分。/// 本文共三部分，此为第一部分，更多精彩请继续阅读↓↓↓：
一、徐治彪：市场失去理性的时候，我极度乐观
二、熊市思维，严控风险
三、投资要做长周期，正确而简单的事情
1、基金经理投资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投资是什么，我们的理念很简单，投资我们赚的是企业价值增长的钱，而不是交易对手的钱，如果简单地把市场上所谓的基金经理投资方法做一个区分的话，市场上可能有90%是赚的交易对手的钱，我们希望是在企业价值成长的钱或者价值回归过程中，赚可以赚到的钱。
从投资的角度，任何一个方法论，当一个方法非常流行的时候，这种方法就会失效，这个很容易理解，价值它的魅力在于它是很小众的方法，这也决定了它是一个赚钱的方法，大众的方法事实上大概率是不赚钱的。小众的方法它的小众在哪里呢？它是比较反人性，我们认为人性有很多劣根性在，包括你的贪婪，你的恐惧等等，所以为什么大家很爱追趋势，很爱热点，其实就是赌博，尤其是华裔，亚洲人赌博的天性是更加明显。
价值方法投资本质是反人性的，反人性的东西一定会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它一定是小众的，正因为它是小众的，它才有可能持续地赚钱。大概这是它的核心胜率所在。
不同的基金经理投资思路、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么说吧，就像在武侠小说里一样每一位高手的武功都不一样，各有所长。
比如我最喜欢的基金经理之一：张坤
易方达基金经理张坤,集中持仓、极少换手，张坤和他的导师巴菲特一样，是一个将投资简化到极致的人。
自2012年接手易方达中小盘混合以来，张坤管理产品30个完整季度，参与操作约295只股票。其中贵州茅台几乎贯彻了张坤整个基金经理生涯，五粮液、泸州老窖、华夏幸福和宇通客车持有超过20个季度，贯穿2/3基金经理生涯，此外还有13只股票持有超过10个季度，贯穿1/3基金经理生涯。
他的选股逻辑主要有3点：
第一步是看财务指标。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平均ROIC不低于10％且没有大幅波动。
第二步是剔除高杠杆的公司，比如有息负债率过高、或有频繁股权融资的历史。
第三步排除掉行业中地位不够高、对上下游议价能力不强、营运资本高的企业。
富国天惠的基金经理：朱少醒
朱少醒投资风格：均衡投资、自上而下、精选个股、偏爱成长
从历年富国天惠的调仓中可以看出来，朱老板的操作风格都比较激进，仓位一直保持比较高，行业配置都是以各行业龙头为主，兼顾消费，科技，新材料等各行各业。整体前十大持仓占比40%左右，不会特别集中，相对风险比较分散。
随便举了两个比较优秀的例子，不难看出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完全不一样，没有固定的基本思路，股市中的投资法则是千变万化的，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模式、价值观也都不一样，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基金经理投资的基本思路是价值投资、慢慢变富的过程，在股票市场赚钱无非两种方式：一是企业成长带来的收益，而是短期资金博弈的收益，但是由于基金是集中所有投资者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正是因为其资金体量较大决定其投资趋向，只适合价值投资！而短线不适合这么大体量的资金快进快出。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个成功的基金经理人，其背后都有一个可靠的数据研究部门的支撑。也正是因为如此，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对某个行业，某个上市公司认真研究，基金经理总是快人一步，至少比多数散户都快，而更好的研究部门团队，会比更多的基金经理都快，从而导致其基金介入这个行业，这个股票时间节点快，其建仓具有时间优势，其持仓成本具有低廉优势，从而获得收益也别人多，正所谓快人一步，先创未来。
而作为投资者，我们更应该借助基金固有优势，出点手续费，让顶级基金经理为你打工，分享其投资收益，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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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的基金经理，是如何练就的？
基金行业凭借“牌照垄断”赚取超额利润，这一垄断特权造成优秀基金经理纷纷出走。
股权分置后新的市场土壤、基金公司为其“量身定做”的制度安排，共同成就了“最赚钱基金经理”王亚伟。但数次冲击原有体制结构无果之后，王亚伟和他的上司都选择了离开。
“一个时代的落幕”，这是对“最牛基金经理”王亚伟离职的普遍评价。
2012年5月7日下午，王亚伟神色平静地参加了在华夏基金(微博)的最后一次媒体见面会。此时距他的离职公告发布不到18个小时，公告称他“因个人原因”正式离开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及相应基金经理之职。
从1995年进入华夏证券，到1998年掌控第一只封闭式基金，此后的14年中，王亚伟亲身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风起云涌和基金业的迅速崛起，也见证了公募基金经理们一个个离开。
2007年之后，这位早期基金经理中硕果仅存的“元老”之一突然大放异彩，在夺取了当年“最赚钱基金经理”殊荣之后，旗下基金连续多年收益率夺冠，更以极具争议色彩的“王亚伟概念股”成为了基金行业娱乐化的“形象代言人”。
与此同时，由于华夏基金自身的股权变动等问题，身为基金经理的王亚伟与公司总经理范勇宏早在2009年之后，便多次传出离职消息。
在数次冲击原有的体制结构无果之后，对现有市场机制的失望，决定了王亚伟今天的选择。这也折射了过去十余年里，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在市场结构和制度变化中，始终难以回避的某些深层矛盾与冲突。
身为基金经理的王亚伟，始终就是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聚焦点。
娱乐化的明星基金经理
在基金持有人整体亏损的十多年经营期间，各基金公司却为其股东们创造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资回报。
在最后一次的媒体见面会中，40岁的王亚伟一改“惜字如金”的沉默习惯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喝完了三瓶矿泉水。
这位“被娱乐”的基金经理严肃而温和地强调着自己的角色与职责：一名基金经理要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这意味着在其职业生涯内，首先要为投资者“创造绝对收益”。
对于整个基金行业而言，这是一句很不客气的批评。
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到2011年的11年内，投资者在股票基金上累计投入6.3万亿元，为此而支付了近1645亿元的管理费用，而最终收益仅为754亿元，平均年收益率仅为1%-2%，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从投资角度而言，不如银行利率的投资回报即可视为亏损，中国基金业的十年投资业绩可视为“整体亏损”。
而在这一堪称微薄的收益中，包括华夏基金在内的四五家基金公司就贡献了行业利润的一半。其余六十余家基金公司中，又有超过一半以上陷于真正的亏损。
从某种意义而言，王亚伟以这句话划清了自己与传统基金经理的“角色界限”。
私募基金追求“绝对收益”，公募基金追求“跑赢指数”，这是过去数十年中基金业内公认的“游戏规则”。
在王亚伟看来，“跑赢指数”是公募基金经理的基本价值所在。更以私募基金的“绝对收益”理念公然与行业规则“决裂”，其背后的变化令人深思。
在媒体见面会中，王亚伟为自己的投资生涯算了一笔账：在14年基金经理期间，他为其管理的基金投资者将1元钱变成了28元钱；而与此同时，华夏基金以2.38亿的投资成本，在14年中为历任股东创造的复合回报率却高达两百多倍，远远超出了王亚伟自身的投资业绩。
这并非华夏基金所创造的“奇迹”，而是整个基金行业的共同现实：在基金持有人整体亏损的十多年经营期间，各基金公司却为其股东们创造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资回报。
这才是中国基金行业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大“奇迹”，相比之下“最牛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只能算作“浮云”。对此王亚伟选择了更加坚定地说“不”，那就是退出市场，“王亚伟模式”亦成江湖绝响。
无迹可寻的“迷踪拳”
在2005年的市场变化中，股权分置改革启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股市“同股不同权”的双轨制结构，也创造了近20年来最大的“制度机会”。
作为市场关注焦点的王亚伟，被认为2005年是其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在2005年之前，他所掌管的基金虽然业绩不凡，但远未成为市场焦点；而在2005年之后，他所掌管的华夏大盘精选及华夏策略混合两只基金，成为了屡屡夺冠的“最牛基金”。
这一转变如此清晰，以至于业内传出他到美国捡了本“投资秘籍”之类的八卦消息。
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王亚伟表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跳出基金经理的局限，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寻找企业和市场中的投资机会。
一位曾供职于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即使对于像他们这样接近王亚伟的人来说，王的投资风格也“像一个谜”。走进王亚伟的办公室，没有堆积如山的研究报告，也看不到日程紧凑的企业调研计划，只有琳琅满目的报刊杂志。
“我们天天在外边跑才能搞定一单投资项目，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家里看看报纸就能发现那么多投资机会。”王亚伟的前同事将其投资风格形象地比喻为“迷踪拳”。
就在王亚伟“迷踪拳”风格大成的2005年，在这一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至998点的十年底部，包括王亚伟在内的早期基金管理者大多陷入了失去方向的茫然之中。
在2005年的市场变化中，股权分置改革启动，这从根本上改变以中国股市“同股不同权”的双轨制结构，也创造了近20年来最大的“制度机会”。在这场变革中，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作为流通股东的“天然代表”，在制度博弈中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话语权与丰厚收益。
这让开始跳出原有的市场思维局限，开始从系统和制度层面把握投资机会的王亚伟找到了新的机会。此后多年中形成市场口碑的股改与重组“王亚伟概念股”，也正是发端于此。
王亚伟没像“券商时代”那样把某只重组概念股进行“庄股”式的重仓操作，而是严守分散投资的逻辑，以大量的股票种类来对冲单只股票的波动风险。
媒体统计数据显示，在2005年前所管理的两只基金里，王亚伟先后投资了近500只股票；而在2005年之后的两只基金里，他所投资的股票却高达九百余只，接近前者的两倍。
海量的分散投资加上灵活的换仓操作，使王亚伟形成了不依赖于任何重仓股的飘逸风格，在市场周期转换时能更加迅速地把握机会和规避风险；同时他从系统和制度层面寻找投资机会的思路，也因大大有别于传统基金经理“看研报、跑现场”的调研方式而被视为“无迹可寻”。
但在“庄股时代”思维惯性下，王亚伟在某些个股上的成功投资，却被市场解读为“押重组”、“找题材”甚至暗箱操作。
谁的基金经理？
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这是一个只有市场冠军才有资格玩的“游戏规则”：具备品牌效应的基金公司“赢家通吃”，并将其竞争对手逼入死角，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王亚伟游学归来的2005年，正值华夏证券破产重组，华夏基金股东和管理层波折不断之际。原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推出一套为王亚伟“量身订造”的制度设计，并以其独特的投资理念和制度安排，令王亚伟所管理的基金在过去几年中成为了“行业标杆”。
范勇宏独出蹊径，改造了原有的市场发展思路：不再走“靠天吃饭”，在市场高峰争夺发行份额的道路，而是投资业绩为品牌，依靠“品牌效应”在市场低潮期扩大发行规模。
但风险也显而易见，如果基金公司的业绩品牌不能打响，那么市场低谷期发行无异于“自寻死路”。
为王亚伟量身订制的基金管理制度便是这股“东风”：在吸收了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各自的经验教训后，王亚伟在2005年之后接掌和创立的华夏大盘与华夏策略两只基金选择了“半封闭”模式。
在这一管理制度下，投资者可以赎回基金份额，但是不能申购。由此形成了一个简洁明了的激励机制：由于可以赎回，基金经理便无时不处于业绩压力之下；由于不能申购，基金便不必因规模迅速扩大而陷入投资窘境。
正是在这一制度设计下，王亚伟迅速打造出了华夏基金的业绩品牌：2006年华夏大盘仅冲到了行业前12名；而在2007年按照自己的思路创立华夏策略后，王亚伟便一举创造了基金业的新“传奇”。
在业内人士看来，王亚伟的传奇之所以不可复制，并不在于其业绩的出色，更在于其奇特的制度设计——按照这一制度设计，他所掌管的两只基金规模只能越做越小，而这恰恰跟基金公司“冲规模”的要求有着本质冲突。
但在范勇宏设计的发行体系中，由于王亚伟基金的“明星效应”，大量慕名而来的基金投资者被“分流”到了其他不限购的开放基金之中，因此基金公司的整体管理规模依然不断扩张，并连续多年保持基金管理规模之首。
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这是一个只有市场冠军才有资格玩的“游戏规则”：具备品牌效应的基金公司“赢家通吃”，并将其竞争对手逼入死角，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然而，这是“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当大量的基金公司在亏损之余，却凭着规模冲刺获取不逊于华夏的管理费用时；当基金行业像当年的券商一样，凭借着“牌照垄断”而非市场业绩赚取超额利润时；当大量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厌倦了制度保护下的“为股东服务”，纷纷投身私募以自己的投资能力“为投资者服务”时。
最后艰苦维系着这一理念的市场冠军华夏基金，及其旗下的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也终于到了退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