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婷葳（北京大学）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你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每一次需要融入新的环境、认识新的伙伴时，我总希望别人不要以此来引出话题。然而很可惜的是，社交中用于打破壁垒的话，“你来自哪里”最为基本，又不跨越隐私的边界。所以，我的希望也总是会落空。
在流动的二十一世纪，身份认同多元的大背景下，这样的问题对一部分人来说，需要不短的叙述才能把它讲明白。而在冗长的解释之后，又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如果足够耐心的话，我有一个很长的答案：“我是一个台湾人，但我在广东长大，我爸是台湾人，但妈妈是湖南人。”紧接着就需要解释爸妈是在广东工作时认识的、为什么我不在台湾念书云云。
虽然大段的解释曾经十分困扰我，但同时这样的身份赐予我们这一辈的，亦是十分独家的记忆。两个月的暑假往往被一分为二，先是跨越台湾海峡，兜兜转转从桃园坐大巴至彰化县，然后直奔当地的鹿港夜市，吃上一份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和芹菜贡丸汤，回族厝叫一声“阿嫲”，跟她讲半通不通的台湾话。后半个假期又乘车前往湖南，名声远扬的岳阳楼修了又修，也让我很早就将范仲淹的散文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在外婆家看我妈与小姨打“歪胡子”牌，特殊的吃食记忆是莲蓬与麻辣小龙虾。而待在这两个地方时，又会有些怀念广东，恨不得能拥有几个分身。或许，根本没有哪个地方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不重要的。
别人在听完我父母的出身之后，总会这样感慨：“你父母真有缘分啊！”潜台词是钦慕这一跨越海峡的浪漫，但在母亲的口中，就变成了“当时什么都不懂，其实没有很了解彼此就结婚了”。在家中的相册翻出这张照片时，她自己也有点惊讶“还写过这种话吗”，带有一点怀念的口吻。
父母的合影
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父母分别来自不同的省市的家庭构成其实比比皆是，并不特别。只是因为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同广东省、湖南省没有任何不同，同属于省级行政区。但不得不承认一些现实的境况。
1990年代，我父母彼此认识的那个年代，两岸关系有回暖破冰的迹象。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1979年元旦，炮击金门停止，第五次《告台湾同胞书》言辞恳切，提出“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认为两岸应当实现正常的通航和通信，并进行经济贸易之间的交流；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当时的证件名称——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沿用至今；1992年，一个以年份命名并在之后的两岸关系问题中不断被提及的原则——九二共识出现了，“海峡两岸均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更无须提港澳分别在1997与1999年的回归——“一国两制”本是针对台湾提出的方针。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嗅到了商机，刚刚改革开放的广东地区土地租金低、劳动力成本也不高，而他们又掌握着原先在台湾积累起的制造业信息——订单、客户、人脉等。厂房就如同雨后春笋，在广东市镇的边缘露头了，父亲在自己建成的办公室里挂上台湾地图，底下的批注是“悠游大陆，勿忘乡土”；而另一边，身在湖南的母亲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去广东比留在本地的“机会更大”，便大胆地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她在批发市场和自己的服装店铺面游走，并盘算着如何更进一步，直至走进父亲的工厂。
与父亲在电脑前
我们伴随着工厂也增长了一些年岁，再加上在鞋厂无事可做，却往往要待上五六个小时，几个小孩要无聊到蔫了。母亲灵机一动，给我们开“工资”，让我们帮她打报表订单。这其实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工作，就是将纸质报价单的数据填写到Excel中，重制一份电子表格，而她开出的“工资”却足有50元。50元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诱惑还是极大的，母亲一箭双雕，乐得清闲。我也是那时才知道原来一双鞋有如此多的组成部分，还有什么鞋舌、鞋内帮、鞋勾心之类的。而报表后尾随的订单数字也常与十万、万、千这样的单位绑定在一起；我们有时也被叫去帮忙填写发票，可以说，鞋厂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或许是以往的成功太过于顺利，成于产业转移的鞋材厂最终也败于产业转移。母亲在回忆这段过往时只是说：“我们当时根本不会理财，早先年赚钱还是太容易了。”他们没有赶上第三波流向东南亚与内地省市的转移，也没能很快地融入互联网时代，又被一些人所骗，加诸自身理财和投资的不谨慎，导致鞋厂以一个不太优雅的姿态黯然离场，属于它的历史也终究落下了帷幕。
政论节目
在电视时代，观察是谁掌握家中的电视遥控器，似乎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家庭地位的排序。在早些时候，鞋厂还没有遭受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冲击，遥控器稳稳地掌握在父亲的手里，少儿频道和综艺节目都要给黄金八点档和政论节目让位。
那时候似乎在大陆收看台湾的节目也并不是难事，早先我们家电视是只有台湾频道的，后来才加上了内地的节目，说起来，我知道湖南卫视比知道民视、三立电视台还要晚。那个接收台湾节目的机顶盒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我们家的晴雨表，即便瓢泼大雨还在云层，电视也会花屏、信号不良。我们都将这看作下雨的征兆，而这时母亲就会快速地到阳台去收取衣物，而雨总是在她收衣服收到一半的时候落下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视等内地频道只能可怜地占用我们家电视时间的一小块——下雨和母亲偶尔的调台。当同年的内地伙伴们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时，台湾节目对标的少儿频道是《爱探险的朵拉》及日本动漫《光之美少女》《珍珠美人鱼》一类；当《一起来看流星雨》在我身边的伙伴中热议时，我看的是冗长至有一千多集的台语电视剧；诸如新闻联播一类的节目则被政论节目所取代。
政论节目给我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一群人坐在左边，而另一群人坐在右边，镜头扫向某某，字幕里就显现出某某长长一串的头衔，蓝的是国民党，绿的是民进党。他们刚开始往往正襟危坐，到后来吵得面红耳赤，最终在主持人各说一点好话的总结中结尾。具体吵的内容是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我们几个小孩还是看得挺起劲的，有一次我母亲路过，小声埋怨：“小孩在的时候少看这些。”但也没有人主动去调台，还是这么继续地播了下去。
在我们家，我们对此不敏感，而且心照不宣地认为政治观点不能够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离政治很近，又相当遥远，任何一个与台湾相关的政策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家庭，但就像在电视机前的沉默一样，我们也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切可能的变动，生活还是这么过下去。
印象里最后一次在家看的台湾节目，主题是有关财经的。几个主持人和嘉宾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试用淘宝APP的拍照搜图，而那时，我甚至已经习惯这个功能的存在有一段时间了。我突然意识到，伴随着鞋厂落幕的，还有台湾地区原来高速增长的GDP。大陆与台湾经济境况已发生了大反转，我与台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被斩断了些许。
谨以这篇家庭史，提供某种不一样的视角，用以纪念大历史之下，一个小小家庭的变迁。
校对：栾梦